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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第2页）

我沿湖一路走着，离家越来越远，抬眼望见图书馆，这里已是五坡的尾巴，我的家在六坡。看到石阶，我拾级而上回到地面，从这里走回去大概要走十五分钟。绿树成荫的相思湖学院一共有七个坡，第八个坡正在开发当中。那长着许多豆捻的那片荒地，一部分豆捻树已被铲除，在建筑工人们一段时间地挖坑、填坑后，我看到了一格格用砖砌成的房间平铺在地上。我常和小伙伴们在房子的框架上来回地跑。黄文利说这间房是她家的，我说那间房是我家的。砖墙慢慢砌高了，我们被工人师傅勒令不许再进入工地。我听父亲说过，新房建好后，我们家可以分到一套两室一厅的住房，是有自己的厨房和厕所的那种。我等待着有一天住进曾带给我很多快乐的豆捻地上建成的新房子。

走在人行道的树荫下，看到太阳已经斜到西边去了，我加快了脚步，赶回家去写作业。

回到家，我从衣服口袋里取出粮本，再把手伸向裤子口袋，口袋里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把手摸向另一边口袋，也没有，我的额头倏忽间冒出了冷汗。我在衣服口袋和裤子口袋里来回地摸，真的什么都没有。这可是全家人一个月的口粮，我知道我闯祸了，慌成一团，赶紧凭着记忆沿着原途来回找了几遍，硬是没找到那一扎用橡皮筋捆着的粮票。我恨死了那些数不清的落叶，不知道我的124斤粮票被哪片树叶给遮挡住了。我也恨死了那群又游回岸边的野鸭，不是它们，我今天也不会到湖边瞎晃，于是也恨上了那两个赶鸭的男孩，虽然我并不知道他们是谁。我胆怯且无奈，在回家的路上，心“砰砰砰”地跳个不停。

太阳已经下山，我满头大汗，沮丧地走进家门。母亲把手伸向我，问我要粮票，我哭得一塌糊涂，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了经过。自知一顿臭骂不可避免，甚至还有可能招来一顿毒打，在我恐惧地等待中，听到的只是母亲的一声叹息，父母简单地问了一下我都去了哪里不再说话。 这顿晚饭，全家人都沉默不语。我更是一声不敢吭，只吃了很少的饭，甚至不敢夹菜，像是惩罚自己。

饭后，父亲和母亲出去散步，他们打着手电筒，他们以前散步是从不带手电筒的。多年后，提起这件事，二姐才告诉我，父亲和母亲沿着我说的路线来回地找了几天，当天晚上，他们拿着电筒，沿着我说的地方走了一遍，这里翻翻，那里撬撬，没有发现丢失的粮票 。第二天，父亲去上班，专门走湖边，希望能发现那124斤粮票，下班后也从湖边走回来，还是没能发现。母亲也没闲着，有事没事的就到湖边寻找。接连几天，我的父亲和母亲竭尽全力，都没能找回那全家赖以生存的被我弄丢的粮票。后来还是新疆和贵州的姑姑们寄了些全国粮票过来才解了我们家的燃眉之急。奶奶的户口从湖南老家迁过来后，我们家的粮票才有了富裕，父母总是把每月剩余的地方粮票换成全国粮票存在抽屉里，直到票证经济结束，我家的抽屉里还存着厚厚一叠全国粮票。搬了几次家后，那些粮票慢慢散落不见了踪影。

事情已经发生，也已经过去，我还是照旧负责家里领粮票的工作，每次领完粮票，我都老老实实地先回家，把粮票放好再去做其他事情。

一个周日，母亲给了我钱和肉票，让我去肉铺买肉。我问母亲买多少肉？买瘦肉还是肥肉？母亲说买两格票的肉，人家卖什么给我我就买什么，他们是不让我选的。

我明白了，买肉除了要钱和肉票，我并没有想买什么肉就买什么肉的自由。我走到校门口，看到一辆小卡车后排着一队人，是卖豆腐的。工作人员正用一把铲刀熟练的在一方水豆腐上一道一道地划着，将划好的豆腐一块一块铲入买豆腐人的碗中，碗中的水豆腐一晃一晃的漾着，散发出浓郁的豆香。到了下一个人，卖豆腐的先撕下那人递过来的豆腐票，又将剩下的票还给那人，收了钱，铲上两块漾漾的水豆腐放入那人的碗中，又完成一笔交易。另一边没有人排队，卖的是干豆腐，想买干豆腐的人随来随买。我也时常被派出来买豆腐，我买豆腐从来没排过队，因为我只买干豆腐，我觉得水豆腐有点像水蒸蛋，我不喜欢水蒸蛋。

走过卖豆腐的小卡车，到了国营果品蔬菜店，买蔬菜不凭票，但也要排队，售货员抓起什么菜，你买的就是什么菜。旁边就是国营肉店，队伍排成两排，我走上前看了看，一边是卖肉的，一边是卖骨头的。我后退，排在了卖肉的那一队。就斤两而言，国营店是童叟无欺的，所以妈妈放心让我来买肉。

我记得妈妈说买两格票的肉，看着手里的肉票，一共还有二十多格，最后两格是骨头票。我闲着没事，撕下了两格肉票，将另外的票折好放进了口袋。

售货员问我买多少肉，我说两格，并把手里的两格肉票递给售货员，售货员看了一眼我递过去的肉票后说我这个票不行，票不能自己撕，要由他们来撕。我愣了一下，忙从口袋里掏出肉票，售货员接过去撕了两格后递回给我，给我称了肉，收了钱，把肉放进我的菜篮。

浪费了两格肉票，我思考着回家怎么跟母亲解释这事，暗忖这卖肉的也太不通情达理，票到了他们手上，不也撕得七零八落的吗，干嘛要为难我呢？回到家，我把这件事跟母亲说了，母亲说一直都是这样的，她以为我知道。母亲还说没关系，我们家没那么多钱吃肉，每个月的肉票从来也用不完，交代我以后不要自己撕，特别是骨头票，每个月只有两格。

我把剩下的肉票放进抽屉，抽屉里各种票证五花八门，摆放最整齐的是粮票，其他的诸如布票、油票、豆腐票、副食本、煤本等等随意地散放着。

那是一段凭票吃粮喝汤的年代，也是靠粮票、布票等票、证过日子的计划经济时代。“票证经济”影响着一个时代老百姓的生活，一张张小小的票证，浓缩着时代的印记。

一天，父亲拿回一张《人民日报》，心情十分激动，他将《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上刊登的一则报道——《高等教育招生改革》念给我们听。

那天是1977年10月21日，天已经暗了下来，我正和同学在借着一点还没完全消散的光亮在玩跳房子。却意外地发现大姐正一瘸一拐地小跑着，往家的方向。她匆匆地赶着路，很快就到了家门口。我也收了玩心，赶紧回家。我跨进门对着房间里喊了一声：“俺老孙回来了。”算是向父母报告我已归巢。我将大姐拉起身，要带她去看看我们家新分的房子。

父亲制止了我，开口说道：“大平，来，过来坐，我知道你为什么回来，你今天不回来，我们明天也会去找你，我们一起商量一下这个事情。”

大姐一进门，就被带上了高考的话题。